1963年伐木工捡到一枚印章，公安出动100人搜山，引出革命往事_桃仁_什么_笔记本

1964年春天，朴实的伐木工人郭桃仁刚吃过午饭，准备稍作休息后开始下午的工作。突然，喇叭传来了一声呼叫，让他去县公安局一趟。

公安局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老郭心里紧张起来，他一直认为，只有犯了错的人才会被叫去公安局。此时，他心里乱成一团：“怎么回事？明明上午还在林业工作会议上坐得好好的，吃个午饭，怎么就被叫到公安局了？可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做错了什么。”

心里虽慌，但也不能不去。郭桃仁咬咬牙，安慰自己：“我相信我没做过什么对不起组织的事，去也好，总比不去强。”于是，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。

刚一见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，郭桃仁忍不住开口：“同志啊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林业工人，家里也是老实巴交的本分人，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组织的事啊。”

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摆摆手，打断了他：“别急，先坐下再说。”

“好的好的。”郭桃仁坐到对面，不安地在椅子上坐定。

工作人员问：“笔记本带来了吗？”

“什么笔记本？”郭桃仁疑惑地看了看，翻出他身上唯一的一本笔记本，“您是说这个？”

“对。”公安人员接过笔记本，翻开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图案问：“这个符号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哦，您说这个啊。”郭桃仁回忆起来，开始讲解图案的来历。

他还不知道，这个图案代表了什么，也没想到，第二天，公安人员就派出上百人，开始在山里搜寻。这个举动，缓缓揭开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。

1963年10月的一天，郭桃仁带着弟弟上山找杉条。没做多久，弟弟突然喊道：“哥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”说着，他便跑向了远处的密林。

郭桃仁边埋怨边继续工作：“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，才干了这么点时间。”然而，郭兴仁哪顾得上这些，他觉得无聊，就开始在腐叶里乱划，忽然，他发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

他扒开腐叶，看到了一只已经腐烂的黑色牛皮包，外形像是旧时医生使用的皮箱。郭兴仁决定打开看看箱子里有什么。可不料，箱子因为年代久远，轻轻一碰就裂开了，里面的东西散落出来。

他急忙翻看，想找点值钱的东西，却只看见一堆发烂的文件。失望之余，他准备把这些破烂丢掉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小物件掉了出来。

他拿起一看，是一个圆形的印章，拿在手里还有些分量。他擦掉泥土，发现这枚印章竟然是银制的，阳光下闪闪发亮。郭兴仁兴奋地跑去找郭桃仁，激动地说：“哥，你看，我捡到个啥！”

郭桃仁看了一眼，觉得这玩意儿倒是挺值钱的，但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，于是他对弟弟说：“先干活，等中午吃过饭再看看。”

中午吃过饭后，两兄弟拿着印章来到泉水边认真清洗。随着泥土的去除，印章在阳光下愈加光彩照人。仔细看，这枚银质印章直径约10厘米，外圈刻着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和“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”的字样，字之间用两颗五角星分隔。而内圈则是镰刀斧头与稻穗和五角星的图案，象征着苏维埃政权的理念：在红色星光下，镰刀斧头遍布全球。

这枚印章与当年苏维埃政权息息相关，但由于两兄弟都只上过一年小学，他们并不懂这些字的意思，只觉得这东西很有趣。于是，他们沾上印泥，在笔记本上连续盖了好几个印模。

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这枚印章背后隐藏的重大历史意义。直到1964年春天，郭桃仁接到通知，参加万载县的林业工作会议。会议中，他把笔记本拿出来记录内容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用符号代替。

坐在他旁边的一名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看到后，感到好奇，便问：“你画的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文化不高，不会写字就画些符号代替一下。”郭桃仁有些不好意思。

公安人员越发感兴趣：“真好玩，给我看看。”

郭桃仁只好递给他笔记本。公安人员翻到那一页，看到印章的图案时，脸色突然变得严肃，随后又恢复正常。他默默把笔记本还给郭桃仁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便离开了会场。

郭桃仁心中不解，但没多想。没想到，吃完午饭后，他就被叫到了公安局。

他向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一一说明事情的经过，并解释道：“公安同志，我文化低，遇到不会的字才会画些符号代替，绝无对县领导不敬或对会议不满的意思。”

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听后，判断郭桃仁没有说谎，印章的确是他捡来的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郑重叮嘱郭桃仁：“这件事关系重大，在没有得到县公安局的通知之前，你不能离开会议驻地。”

郭桃仁一头雾水，这枚印章到底有什么来历呢？工作人员接着向他讲述了这枚印章背后的故事。

1931年11月7日，湘鄂赣省委的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了江西瑞金，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大会结束后，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人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，并且产生了几枚重要印章，其中就包括“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”大印。

此后，这枚印章一直随湘鄂赣苏区的机关使用，直到1933年9月，国民党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，省委及省政府机关被迫转移。在转移途中，由于遭到敌机轰炸，这枚印章也随之丢失，埋藏在了地下，直至郭桃仁兄弟无意中捡到它。

公安人员继续道：“我们需要你带我们去发现印章的地方。”

郭桃仁这才明白，这枚印章与革命历史的深厚联系。他答应道：“应该的，我一定去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县公安局调派了三辆卡车，载着公安人员和民兵，由郭桃仁带路，前往50公里外的官元山林场。在路上，公安人员对郭桃仁说：“我们这次来，是希望找到更多的红军遗物，特别是烈士的遗骸，也让这些英勇的先烈安息。”

郭桃仁点头表示赞同：“这些英雄，应该得到应有的安葬。”

到达目的地后，大家展开了搜查，但遗憾的是，经过一天的努力，100多名公安人员和民兵依旧未能找到更多的遗物。最终，大家只能带着遗憾离开。

1970年代末，郭桃仁和弟弟回到了老家，再也没去过万载县，也没再见过那枚印章。但这件事，却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、最有意义的经历。

两位老人常说：“是先烈显灵，才让我们发现了这枚印章！”

1985年10月，湘鄂赣革命纪念馆重新开馆，保存下来的文物和历史资料得以再次展示。这枚被评为“国家一级文物”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大印，也终于与公众见面。它依然如故，静静地守护着曾经战斗过的土地，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讲述着那段不朽的历史，也提醒着我们：勿忘革命先烈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